长兴红色人物 | 冯安琪:参与长兴中学创办的老革命
1月前

冯安琪(1920—2018),浙江长兴人。1940年,冯安琪在长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长兴中学第一位共产党员,从此开启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残酷的烽火岁月丝毫未动摇其坚定的革命信念,离休后,冯安琪也仍关心着家乡长兴的发展。本篇特推出冯安琪同志的革命故事。

 

冯安琪同志

 

一、坚持进步,投身革命

 

1920年6月,冯安琪出生于浙江长兴的一户书香门第,虽然到她爷爷那一辈就已家道中落,但家里仍让女孩读书。冯安琪的母亲,也是出身长兴望族的传统女子,她知书达礼,善良慈祥,慈母的教育与培养,影响着冯安琪的一生。冯安琪从小就显现出过人的才华,四年级时的一篇习作《上树下池躲着妈》,经老师推荐,发表在上海出版社的《儿童世界杂志》上。1931年,11岁的她入上海菁华中学学习,未毕业就以同等学历考取上海卫技中专。1938年,冯安琪从上海惠生助产学校(一说为上海医科专业学校)毕业并分配到湖州吴兴医院工作。长兴沦陷后,冯家旧宅被日军烧为灰烬。在医院工作期间,常有被鬼子打伤、枪击及被凌辱的同胞到医院就诊。冯安琪目睹了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国仇家恨使她胸中燃烧起万丈怒火,她时刻盼望着冲出敌区参加抗战。

 

通过结识的进步青年和进步宣传品,冯安琪了解到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部队,而且还有女兵。于是,她萌发了想要投奔新四军的愿望。在几位“女病人”的安排下,冯安琪终于有了参加新四军的机会。但就在这时,她成了上级分配给医院到南京医学院深造的两个青年医生之一。冯安琪深知,这是日伪政府办的学校,坚决不愿接受奴化教育。她不顾院长劝说将院徽交还给院长,离开了医院。到长兴后,冯安琪找到了在长兴山区的浙江省政治工作队,巧的是冯安琪曾经智送过省政工队一队队长丁篪孙到美国教会医院治病。由于当时局势复杂,丁队长没有同意冯安琪贸然前往皖南新四军驻地,而是安排她留在长兴县合溪区参加政工队的工作。

 

刚参加革命的冯安琪

 

1940年3月,长兴煤矿被国民党军队炸毁,千余名工人和家属及附近农民无处寻医。冯安琪就发挥所学专业优势,向组织申请到湖州购买药品和简易器械,办起了诊所。同年4月,冯安琪由省政工队特支组织委员张铿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诊所开办不久,国民党当局担心这个为百姓服务的诊所是为共产党做宣传的,千方百计加以干涉阻挠。同年秋,浙西行署下令要求在浙西的部分省政工队员集中到安吉递铺,接受所谓的“整训”。党组织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及时采取措施。身份暴露的同志,能走的走,有任务需要留下的,转入“地下”。冯安琪便在组织安排下,到刚开办的长兴县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担任校医兼女生指导员。

 

二、结缘长中,秘密战斗

 

1940年对于冯安琪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年初她离开医院,参加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结识此生最爱——李益中先生;7月,参加政工队到长兴洪桥缴伪军哨所一个排的枪和弹药活动;8月,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受命来到煤山的长兴中学,以校医兼女生指导为掩护,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培养党的发展对象。同时,在学校成立秘密交通站,迎来送往安排地下党员的活动并保管传递党的机密文件。

 

从此,学校大门右面的房子成了冯安琪的活动阵地。作为女生指导,她在批改学生的周记时,常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写进他们的周记。通过为女生开办读书会的方式,把进步刊物如《浙西妇女》《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及文章介绍给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培养教育,学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报,有不少学生进步很快,成为冯安琪的得力助手。其中朱荣棠和余静文两位学生更是在她的帮助下发展为党员,成为她的左膀右臂。她们在课余生活中积极参加发传单、贴标语等活动。最为危险的一次是到学校大烟囱上张贴抗战标语,为了准确掌握情况,冯安琪先以欣赏煤山全景为由带学生爬上卧室后面的大烟囱,恰巧这个动作被正在给学生拍照的唐问祥老师记录下来了。经初步探查,在一个夜黑人静的深夜,冯安琪和学生将写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标语挂上大烟囱,同时和余静文到煤山街上贴了标语、传单。第二天整个煤山乱成一团,有人传言这是新四军便衣贴的,镇内的国民党皆惶惶不安。

 

1940,冯安琪带领学生在学校大烟囱上张贴标语、传单前的留影

 

不久,党的联络员赵益群同志拿来了一捆《延安女子大学》小册子散页。冯安琪读后深夜用毛衣蒙着电灯泡将散页装订好,连夜发到了老师、学生抽屉里。第二天,县政府督学来校检查,在校医室发现了装订小册子的木纱线,此时的冯安琪已受当局怀疑。1940年冬,校长潘凤韶通知冯安琪须离开学校,冯安琪便向校长力争。后来冯安琪回忆:“校长为人正直,平时对我还好,当时潘校长也为我说了好话,但这是上面的意思,没有用。”冯安琪被迫离开了长兴中学。虽然冯安琪在长兴中学战斗时间不长,但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长中成立于抗战烽火中,并在抗战中宣传抗日和成长壮大的这个历史事实。

 

1941年2月,冯安琪(后排左1)离开 “长兴补中”与女学生的合影

 

三、革命爱情,历经艰险

 

被迫离开长兴后,冯安琪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丈夫李益中处暂住。1941年初,冯安琪经原省政工一队队长丁篪孙介绍,到于潜县担任出征军人子弟保育主任。

 

革命的一路就是风险的一路,决心做任务的同时必然要冒着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1940年以来,冯安琪多次遭人怀疑,在生与死的边缘游走徘徊。最惊险的是1942年杭州一行,带着弟弟的她差点被捕入狱,机缘巧合下才虎口脱险。但是,幸运并不是次次降临在她身上。1943年,还在期盼着离开沦陷区的冯安琪李益中夫妇俩双双被浙西行署调查室逮捕,与未满一岁的儿子一起押到调查室大牢。大人吃不饱,孩子也挨饿,又加上在监牢里感染了疥疮、虱子,孩子身上都是红肿,日夜哭啼不止,逐渐瘦弱下来,冯安琪看在眼里心如刀割。此次拘捕对象主要是李益中,冯安琪因是李益中妻子而被捕,当时的特务头子罗贤晋并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在接受审问时,冯安琪反问特务:“我是从沦陷区逃出来干抗日救亡工作的,有什么罪?”由于未暴露党员身份,且有8个月的的儿子要管,冯安琪不久被释放,转而来到昌化,在朋友乐培文的帮助下来到民族文化馆资料部工作。其时,母亲亦与她同住,祖孙三人住在农家的阁楼上,生活极其艰苦,处境十分危险。另一方面,丈夫李益中因被叛徒出卖,关入已迁至福建武夷山的上饶集中营,音讯全无。尽管如此,冯安琪依然坚持不懈地找寻党组织,希望尽早回归革命事业。

 

李益中被困上饶集中营的两年是这对夫妻最难熬的两年:互不了解情况,常常有阴险分子在其中挑拨生事,甚至有人造谣对冯安琪说“李益中因从监狱逃跑,已被枪杀在武夷山下”。为了看丈夫一眼,弄清事实真相,冯安琪向文化馆请假三天,从昌化龙岗一路坎坷、历时四天奔赴衢州。在这四天中她尝尽了苦肉之痛,走到脚底出血起泡,脸上脱皮。不过,一切痛苦都在看到丈夫的瞬间消失殆尽,一对久别的夫妻相拥而泣,倾述心曲,为对方重拾信心。三个月后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全国政治犯,李益中出狱归来,两人在西子湖畔重逢,之后立即动身前往富阳简易师范教书。坐在船头,他们相互依偎。回忆往昔,心中百般滋味;仰头向前,期待着新的生活。

 

四、情系故乡,诲人不倦

 

解放后,冯安琪出任杭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后仍从事医师工作。经历过风风雨雨,冯安琪始终坚持着党的事业和方针,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不停歇。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冯安琪还一直热爱写作,步入知天命之年后,她还报读中文系函授,并加入杭州市作家协会。离休后更是笔耕无数,乐此不疲。她写过近百篇文章,现都被编入省市县党史文史等刊物。在与丈夫李益中分别的时间里,他们通过书信互通感情,那喷薄而出的真诚现在读来依然打动人心。冯安琪也多次受邀回到长兴,寻访故地,她用她那细腻柔情的笔触回忆自己的母亲,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中《夏日炎炎银鱼肥》《春来荠美勿忘归》《梅干酱烘豆茶》等短文,至今读来仍能充分感受到冯安琪对故乡长兴的热爱。

 

家乡情,爱校心,冯安琪的心中始终关心和眷恋着曾经战斗过的长兴中学。“冯老师,冯老师,你是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的教育很大”,在参加长兴中学60周年校庆活动时,一位共和国少将握着冯安琪同志的手激动地说到。原来早在1940年时,罗建民正是在冯安琪的帮助下才脱离困境并有机会读书。看到当年的孩童已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将军,再回忆起艰难但又充满情谊的革命岁月,冯安琪流下了欣喜的热泪。

 

2000年,长兴中学60周年校庆时,冯安琪(中)、李益中(右)和罗建民少将(左)合影

 

2006年10月25日,当时已87岁高龄的冯安琪再次回到了让她魂牵梦萦的长中。时隔半个多世纪,虽然她历经坎坷和艰辛,学校也五迁校址、七易校名,却怎么也阻隔不了她与长中的联系。冯安琪同志特意准备了演讲稿,与学校部分业余党校学员进行了亲切交谈。她兴奋地回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娓娓讲述了自己1940年在长兴中学的前身——“长兴县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的艰险岁月。为了投身革命她吃尽了苦头,额头上的伤疤深深烙在了在座每一位学生的心中。她不畏反动势力,坚守革命意志的经历也给同学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2006年10月25日,冯安琪同志(左三)与长兴中学业余党校学员亲切交流,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

 

2020年4月,长兴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前夕,冯安琪同志的外甥、作曲家经怀翔先生沿着前辈战斗过的足迹,寻访长中旧址,与长中师生共同创作了新版长中校歌,为冯安琪同志与长中续写了新的故事。

 

冯安琪同志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为建立新中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正如她自己在《我们的青春之歌》中所写的:“八十多年前,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益中和我都还是在读的青年学生,先后义无反顾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又在爱国热情中接受了共产主义信念,益中1938年(21岁),我1940年(20岁)相继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俩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们入党时,都曾放弃了个人的美好前程,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承受住了各种冤屈,而始终对参加革命无怨无悔,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

 

“一生风雨磨志气, 梅花傲雪吐芬芳”。这位奔波了一生的老人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她所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已成为民族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铭记在中国的史册上。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在新的时代下,为国家的独立、富强、繁荣做出不懈的努力!

 

供稿:陈辉、长兴乡贤文化工作组